稍作浏览就不难发现，时下绝大多数科普图书的内容往往不是对某一自然现象进行介绍，就是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科技热点进行普及性说明，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关注明显不够。
一家出版社总编说：“长久以来，围绕科普图书提出的问题往往只限于如何将高深的科技语言转变为有趣可读性强的通俗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变相的翻译，而对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因而造成了目前不少有较丰富科学知识而缺乏科学精神的人上当受骗的后果。”
著名科普作家李元说，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普及不能凭空谈出来，而必须融在科学史的介绍、科学人物的传记故事中讲出来，做到有理有据。关于科普图书的发展，李元认为：更多地注入科学精神、方法，是其应该且必然的发展趋势。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科普书，应该是科学史、科学文艺、科学知识三者的合成体，而不光是科技知识读本。一些国家开了很好的先例。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就提到，“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使之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学到‘科学的方法’，使学生更具有洞察力，培养其批判精神，学会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实，我国以前也不是不提倡科学精神，但仅仅限于“献身、无私、爱国”等片面的几点。事实上科学的精神远不止这些。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院士说，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客观”、“求实”、“创新”、“不断求知”，而且还包括“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把偶然性当做必然性，不轻易相信所谓的新发现，要有科学的怀疑精神”等等。而这些在我国的科普书中却是难得一见的，这也恰恰就是李洪志及“法轮功”能猖獗一时，甚至骗倒了一大批科学知识不可谓不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症结所在。正如何祚庥院士所指出的：“揭露伪科学的难度不在于科学知识，难的是要让社会公众都能判断。”
无疑，科普图书对青少年应该加强科学理念的培养，注重观念的科普。在国外，这一点已得到普遍的重视。芝加哥大学在本世纪30年代就搞科学原著读书班，目的是让学生知道科学方法、科学过程；发表于1989年的《全球美国人的科学》报告书也对美国科学教材提出新的要求，倡导好奇心和健康的质疑精神，奖励创造性。在我国，这一点亦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一批宣扬科学精神，传授科学方法的图书陆续面世，譬如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的“科学家丛书”等等。书是有了，但其中问题仍不少。湖南科技社科普编辑室主任吴炜女士坦言，有些书最大的缺陷就是“让人看不懂”。李元先生也表示，这类讲述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科普书最不好写：发挥充分，一不小心就写深了，读者看不懂；如果总想着通俗浅显，很容易流于表面，就事论事，读者也不买帐。而如何艺术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融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于一体则将是科普作者努力的方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宣传策划室主任张福海则说，作为文艺社，也可以出一些靠高科技发家的人的创业史，褒奖其精神，从而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会从旁助科普书一臂之力。
必须指出的是，此间也有一些较理想的科普书，如科普出版社的《科学在召唤》、新华出版社的《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透视伪科学》等，它们既包含了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的方法论，倡导理性的批判精神，又比较通俗易读。业内人士指出，科学的普及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进步水平的重要尺度，科普图书无疑是普及科学、提高科学素质首当其冲的好途径，其前景是光明的。若想取得长足发展，则必须出版界、科学界、教育界共同努力，尽快走出科普图书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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